□郁重今

韩登安 先生是我学习篆刻的老师。我早就知道杭州有位著名篆刻家叫韩登安，因无人引荐，故从未谋面。 1963 年，为筹备西泠印社 60 周年大会，我与吕国璋、丁茂鲁等先后调至西泠印社。我到西泠印社后，知道 韩登安 先生与 柴子英 先生已在葛岭库房整理印章，并请来上海拓印专家 唐长茂 先生在拓边款。有一天，我特地到葛岭库房去拜见 韩 先生 和柴 先生，由负责人事工作的郑荣根同志领我上山。见面时郑向韩、柴二位老先生介绍说：这是新来的会计郁重今同志，他特地来看看您二老。两位非常和气，平易近人，我对能见到仰慕已久的老先生感到很高兴。我在造工资表时，见有 韩登安 先生的名字，心想：原来我们还是同事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跟 韩 先生学篆刻。后来进一步知道， 韩 先生编制在文史馆，在西泠印社领津贴。发工资那天，我特地去葛岭将 韩 先生的工资送去， 韩 先生很感动，因为过去他每月都要到湖滨办公室去领取的。我告诉 韩 先生：以后我每月都会给您送来的。

　　一个星期日上午，我备了酒菜、馒头到葛岭山上，与韩、柴、 唐三位 先生共度周日。我对 韩 先生说：我要拜您老人家为师，向您学习篆刻，希望您收我这个徒弟。 韩 先生客气地说：拜我为师不敢当，你要学篆刻很好，今后我们互相切磋、互相学习。 柴 先生在旁论：这很好，有个师生名分，可以登门请教，您就收下这个徒弟吧！我正要跪下拜师， 韩 先生坚决不让我拜，叫我鞠三个躬，这样就算拜过师了。 韩 先生对我讲，有空就到葛岭来，这里有五千多方印章，是最好的学习之地，从文彭、何震、西泠八家、邓石如至吴昌硕、赵之谦、徐三庚、黄牧甫、胡邻、齐白石、王福庵等，各种流派应有尽有，还有秦汉铜印、古玺、封泥数千方，历代著名印谱五百多部，是中国收藏最多、作品最精的印学博物馆。从此我在完成本职工作外，空余时间全在葛岭山上。不久我学会了拓边款， 韩 先生教我拓边款时，要我读懂边款上的文字，因为石章小，不允许有长篇大论，所以每一个边款都是一篇精彩的短文，作者或论印、或赋诗，用最少的字、最精彩的句子来表达完美的思想。同
时韩 先生教我刻边款的用刀方法，他要我仔细看拓好的边款，学习前辈艺术家的各种行刀方法。对打出来的印面， 韩 先生要我除仔细看大师们的用刀方法外，还须注意其章法安排。

韩 先生常对我讲“七分写三分刻”，强调书法的重要性，如果字都写不好，怎能刻得好呢？所以 韩 先生要我每天练字，正行草书由我自己选帖，篆字由 韩 先生写好范本，我照着临写。在葛岭山上半年时间，我把这几千方印的印面、边款仔细地看了又看。韩、 柴二位 老师还将这里的重点印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，如文彭的“琴罢倚松玩鹤”印，以前有人认为是假的，但韩、 柴二位 老师从印文安排、印面刀法、双刀边款等进行全面分析后，认为确是文彭真迹。如浙派与皖派印章之间的区别，浙派是在汉印的基础上加以创新，虽然浙派以新的面貌出现，但都是以汉印为基础；皖派也从汉印出，但字形变化及用刀比较圆转，所以浙派、皖派都为后世所重。面对这么多宝贵的印章实物，一边看着自己拓的边款和亲手打出的印面，一边聆听名师的讲解，我确是比较幸运的，确是得益匪浅，只是生性愚钝，未能学好！

1963 年 10 月，召开了西泠印社成立 60 周年大会，这是解放后西泠印社召开的第一次社员大会。会议非常隆重，中央领导董必武、沈雁冰、郭沫若等都有贺词，省、市领导霍士廉、陈冰、王平夷等都亲自参加，上海有沈尹默、马公愚、叶潞渊、钱境塘、 钱 君、方去疾、高式熊、江成之、徐家植，南京有傅抱石，武汉有唐醉石，温州有方介堪，杭州有张宗祥、马一浮、邵裴子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陆维钊、吴之、诸乐三、刘江等五十余人出席了大会。大会在华侨饭店召开，我搞会务接待工作，第一次认识了这么多位全国著名的艺术家。

60 周年大会后， 韩 先生叫我每星期日上午到他家去，给我讲课，指点刻印，安排作业。 韩先生每次给我一幅篆书课徒稿，下次我将作业带去，他给我点评，有时交我几方篆好的毛主席诗词印稿，要我刻成印章，有时叫我将一首诗词分句写成印稿。 韩先生对我写的印稿，逐一予以点评，并在我写的印稿上略作修改，使印稿生色许多，再叫我将这些印稿刻成印。在 韩 先生的悉心教导下，三年后，我基本上掌握了篆刻要领，但离刻好还相差甚远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每个单位都要设立“牛棚”，不设“牛棚”被认为是不革命，为形势所迫，西泠印社也设立了“牛棚”，当权派吕国璋、薛飞，另外 韩先生和我都被关进了“牛棚”。在“牛棚”里无事可做，我和韩 先生整天讨论印学和篆刻的事，还刻了几首毛主席诗词，后因韩师身体不好先放回家了，不久西泠印社的“牛棚”也解散了。

作者简介　郁重今：西泠印社社员。